离义乌城区35公里，义乌与永康、金华、武义三县市交界处，有一个叫莱山的小山村，村子三面环山，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全村270多户人家，世代以农为生，民风淳朴善良，日子过得平平静静。
　　1959年夏，宁静的莱山村爆发了一条新闻：住村子尽头的朱廷华的儿子，16岁的朱师志考上了义乌师范学校，成为村里第一个走出山门的秀才。村里人欢欣鼓舞，谁会料到，几年后，就是这个朱师志给沉静的山村带来了更大的惊涛骇浪，就是他的一封信，引发出一场株连到数百人的大冤案。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经济十分窘迫。在绣湖边的义乌师范学校，一群少年发出自己与世不同的声音。朱师志清楚地记得，1961年春，他亲眼目睹乡人饿死在田野边上，出于对国家大事和农民的关心，朱师志与出身农村的几名血气方刚的同学，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当地农村的现状，议论加强农业工作的计划、建议，他们认识到改变“大跃进”极左路线是救民于水火的必由之路，他们模仿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要求土地承包，并准备将这些充满激情的建议写信给党中央，希望中央能够采纳，使农民更快富裕起来，国家更快强大起来。他们将自己的建议称之为“强农计划”，也就是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
　　1962年，这些天真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成了乡村教师。
　　本来，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现代国家属于再正常不过之事，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好事无人成全也就罢了，可悲的是竟成为祸根。“文化大革命”使无事生非骤成风气，有人将此事无限上纲，上升为“现行反革命”事件，醒成了一桩牵连数百人的特大冤案。
　　风云激荡的1966年，工作敬业的朱师志已是义乌教育系统一名先进教师，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5月份，《海瑞罢官》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真是“艳阳天里下大雪”，11月份，朱师志的一名在邻县工作的同学处于被揭发是反革命“同盟党”发起人，案子迅速波及义乌，曾是“强农计划”提议者的朱师志也被列为“同盟党”成员。11月中旬的一天，朱师志和学校的老师们刚从杭州串联回来，晚上10时许，即被公社“四清”工作组隔离审查，要他交待在义师读书时的“政治问题”。受审查一个多月后，朱师志被开除工作，并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
　　这个冤案本应就此划上句号。但1968年5月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又把这个案件牵出来，并对当事人刑讯逼供，牵连无辜。朱师志再次被错误地作为“同盟党”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被公社革命小组管押在莱山大队，受审半个月后被移到公社治安大队审讯。当时已无所谓法制，黑白不分、真假莫辨，牵期间，爱人也被开除工作，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
　　冤案平反了，但朱师志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在那个年代，这桩冤案只不过是茫茫大地—个小小故事而已。时光流逝，会将记忆冲淡，但消解不掉朱师志对那段历史进行“拷打质问”的冲动。这—千古奇冤在他的脑海里激荡，那些冤死的灵魂时刻闪现在他的眼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杜会生活更与噩梦般的过去形成强烈反差。他胸中微荡着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要将自己的痛苦经历，发生在尚阳公社莱山村这震惊八婺大地的冤假错案写出来。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警示后人，成为朱师志最大的愿望。
小说定名为《强农奇冤》。2000年12月，经过多年努力之后由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强农奇冤》不同　　于一些伤痕文学和问题小说，朱师志以当事人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凭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诠释，用主人公诸葛文一生的遭遇为主线，以特殊年份的极左思潮为社会大背景，在广阔的时空里，塑造了形形式式的众生相。以吴福喜、潘关东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虽然得以嚣张一时，陷害忠良，但终究逃脱不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规律。它告诉人们，离开了民主和法制，社会就要退化，就会国无宁日，人民遭殃。正像书中所说，人在社会中生活，犹如每个人都驾驶着车子在公路上行驶，如果驾驶车子的人是一个疯子，那么疯狂地横冲直撞的结果，不仅害了他自己，最主要的是祸及许多循规蹈矩的开车人，这伙人是不会同你讲规则的，他们打篮球用脚，踢足球用手，凡事喜欢在一旁放冷箭。朴素的阶级感情一旦被变形的政治所利用，就产生了畸型的人际关系。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事，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过去了，它留结我们的是一种永远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