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王选在义乌召开的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放出壮语：团结起来，战斗到底，不讨还公道，誓不罢休。我们要去联合国，把细菌战官司打到“天上”去!
      口口声声身心疲倦要好好休息的王选再次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让她无法停下脚步，是因为近来接连败诉或驳回的劳工诉讼表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到了生死关头，身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她不得不为官司做好两手准备。
      “一旦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判决，其结果一般情况下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不会改变，而且会作为判例，成为其他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王选所言其他同类案件，是指目前正在日本各大法院诉讼过程中的10多起强制劳工诉讼，以及慰安妇、细菌战、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等几十起诉讼。它们将因一起诉讼的败诉而“株连九族”，全部被关上希望的大门。
危急关头
      这起事关重大的诉讼就是半个月前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的“西松建设案”。西松建设案要从60多年前说起。
     1944年，360名中国劳工被西松建设公司强掳到日本，强迫从事电站修建工作。中国劳工每人每餐只有两个小黑面馒头，有人甚至被活活饿死。冬天里，中国劳工没有棉衣，还得赤脚站在水里搬石头。1998年1月，中国三名劳工吕学文、宋继尧、邵义诚及两名劳工遗属向日本广岛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西松建设”。2002年7月9日，广岛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西松建设”存在非法行为，“违反了保证劳工安全的义务”，但却以“超过民法所规定的20年赔偿请求权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请求。中国原告立即上诉到广岛高等法院。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再次认定被告的违法行为，认定中国国民有战争赔偿请求权，判决还认为西松强制劳工属严重违反人道行为，不宜再援用“时效”保护原则，因此判定“西松建设”对原告每人赔偿550万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15日元），中国原告胜诉。
    这是自1995年6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艰难起步后，10多年来唯一的一起胜诉案件。然后，西松建设不服，判决当日即上诉到日本高等法院，理由是“中国已放弃了索赔权”。
      2007年3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建设提出的关于中国劳工索赔案的上诉进行开庭辩论。辩论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已放弃国民个人的战争赔偿请求权。一旦判定放弃，则意味着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在日本面临封杀的结局。
      已有意喘口气的王选在危急关头，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
庭审目击
      3月13日，王选从上海飞赴日本，先后旁听了西松建设案和新澙劳工案的开庭审理。
      “新澙劳工案比西松建设案早两天。3月14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新澙的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推翻中国原告胜诉的一审判决，驳回他们对日本政府和相关日本企业的索赔诉求。”王选说，虽然她不是中国劳工战争受害诉讼案的原告团团长，但一直关注劳工案的进展，平时和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案及劳工对日索赔案的中方代理律师康健也多有联系。新澙劳工和西松建设劳工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
     1944年，侵华日军将901名20岁左右的中国青年强掳到新澙西港充当劳工。他们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搬运煤炭等重体力劳工，受尽了虐待和折磨，不到一年时间就有159人死亡。1999年8月至2002年3月，12名受害中国劳工及去世劳工家属先后向日本新澙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新澙港运公司（现港口公司）给予每人2500万日元的赔偿，并在媒体上刊登谢罪广告。2004年3月，新澙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日本政府和新澙港运公司向每名中国劳工赔偿800万日元。此后，被告不服，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当天的判决，就是被告上诉后的二审判决。
     对这样的判决结果，王选并不觉得意外。两天后，3月16日，她再次在日本最高法院旁听西松建设案的开庭审理。据悉，包括细菌战在内，目前在日本最高法院等待终审判决的共有10多起诉讼。对于这些案件，日本最高法院或者搁置未判或者不开庭直接作出判决，唯独西松建设案法官作出了开庭辩论的决定。这意味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将首次在日高等法院亮相，格外引人注目。
     “我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法院。和我一起旁听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访问学者，以及康健和她的两个劳工原告。”据王选介绍，日本最高法院坐落于东京都中心国会图书馆旁边，与皇宫隔河相望，距开庭审理过细菌战诉讼的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不过几百米远。当天开庭的小法庭仅有55个座位，而要旁听的人却有111人。座位少，没办法只好抽签决定。怕王选抽不到，事先康健特地宽慰王选：“如果你抽不到，我抽中，我把签让给你。”王选很感激康健的好意。没想到，她的运气特别好，一抽就中，工作人员安排她坐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
     “日本最高法院比较正规，和地方法院有所不同，原被告双方都要面向法官就座，而不是面对面相向而坐。”下午1时30分，庭审正式开始，三位法官依次入座，坐在正中位置的主法官在王选看来很像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法官首先问上诉方有什么要说的，西松建设代表因为事先已向法院递交陈述书，回答没有特别补充。接下来，便是被上诉方、两名中国劳工原告进行意见陈述。80岁高龄的原告宋继尧回忆说，他被强行带到日本做了劳工后，每天又饿又累，苦不堪言。有一次他饿得推着矿车滚下山，眼睛里灌满了沙子，从此双眼全瞎，丧失了劳动能力。战后60年，宋一直靠说书维持，生活艰难。
     宋继尧等陈述结束后，西松建设代表一言不发。据王选了解，日本高等法院驳回了上诉方的所有上诉理由，只剩下“中国已放弃了索赔权”这一项，它成了当天辩论的焦点。整个辩论过程，法庭里非常安静。长达一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法官没有当庭宣判，而是宣布将于4月27日上午10时30分作出终审判决。
组织声援
    在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上，面对从衢州、丽水、云和、宁波、金华、义乌以及湖南常德等地赶来的细菌战受害团体七八十名代表，王选呼吁原告团成员积极声援，组团参加4月27日举行的判决。
     “一旦日本高院在西松建设案中判定中国公民对日赔偿请求权已经放弃，那么目前在日本尚在诉讼过程中的强制劳工诉讼以及慰安妇、细菌战等几十起诉讼都将面临封杀，对所有在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诉讼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王选说，这场庭审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已放弃国民个人的战争赔偿请求权”，虽然根据1972年的《中日共同声明》，中国已放弃对日赔偿的要求，但其中并不包含个人的赔偿请求权。《国际法》明确规定，一个国家的国民受到外国伤害，国民要求赔偿是个人固有的权利，政府不能代为放弃。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的陈春龙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但中国公民并没有放弃。
     2007年4月27日对王选来说，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真是凑巧，这天正好是我到日本留学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的4月27日，我抵达日本，开始全新的生活。”王选记得当年她随前来接机的丈夫回到日本家中时，天已经很黑了。熟悉王选的人都知道，王选精通英语、日语，可当时她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后来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靠的全是自学。主攻教育学的王选留学日本后，很快就获得了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并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王选放弃了留学美国计划，辞了英语教师的工作，也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
     20年的岁月稍纵即逝，王选却以自己的坚定和执著发出了正义的声响，留下了匡扶正义的深深痕迹。
     3月16日，西松建设案庭审结束后，王选还参加了日本市民团体举行的“支援西松建设中国劳工诉讼之会”集会。“参加会议的共有五六十人，分别来自日本、加拿大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到的不多，只有三四人。”王选还应邀上台发言。王选说：“我代表中国人，向所有支持诉讼的人表示感谢。很多人会对判决的结果表示担心，我一点也不担心。4月27日，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不管怎样，是胜诉还是败诉，都会把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往前推，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关注。”
     王选还特别提到了去年底因病去世的西松建设案中方原告辩护团团长、59岁的日本新美隆律师，感谢日本友好人士用生命支持诉讼，作为一个中国人，她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敬意，并向台下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王选的发言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个机会，虽然细菌战诉讼还没有结果，但表明了我们的一种态度，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在前面，去的人越多越好。”王选对参加会议的各地原告加油、鼓劲，“一定要有反响，对日本政府施压，这是在日本的最后一次拼搏。”
     在王选的倡议下，已经76岁高龄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眼下正在积极组织声援团，声援4月27日中国受害劳工诉讼。
再次前行
     十年旷日持久的对日细菌战诉讼，对王选来说，最让人揪心的是大批原告年事渐高纷纷谢世。据统计，截至目前，细菌战诉讼团的180名原告已经有55人去世。他们都是细菌战的直接经历者和受害者，如果不抓紧时间，他们的逝去将使诉讼最终夭折。
     55名去世的原告中，义乌占多数，先后有28名原告去世；紧接着是湖南常德19人、衢州3人、宁波3人、江山2人。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当天，王选特地带领手捧亡故的原告团成员遗照的他们的亲人来到林山寺“劫波亭”义乌细菌战死难同胞纪念碑前祭奠冤魂（如图），共同宣誓，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在你日本这里判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就到联合国，把官司告到天上去！”王选说，到联合国打官司有个条件，必须要有民间组织出面。目前，“二战”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在浙江、湖南、江西、山东、山西、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实施细菌战的受害幸存者及其亲属，已委托王选为代表向民政部打报告，要求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协会。
     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唯一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其规模史上空前，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其反人类、反科学、反文明、残酷性，类比纳粹种族灭绝罪行……在中国，细菌战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和对环境的破坏仍在继续……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受害者的支持，争取全国各地除180名原告外，更多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有申诉和讨还公道的机会，我们需要联合各地的受害者，就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责任问题，向联合国等有关国际组织提出全面申诉，要求日本政府面对历史，全面解决细菌战责任问题。”
     王选告诉记者，细菌战是最恶劣的犯罪，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细菌战与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希望，对细菌战也能够筹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纪念馆，以文字、录音、图片、录像等记录历史，供人参观和悼念。
     王选还特别提到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去年夏天，原联合国生物武器视察员、德国汉堡大学生物武器控制中心主任约翰·维恩·亚肯在王选的陪同下，专程来金华进行系统、专业的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亚肯是世界著名的生物武器控制专家，美伊战争期间曾供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从事赫赫有名的伊拉克国际生物武器核查工作两年多。在为期两天的调查活动中，亚肯等人先后走访了金华、义乌等数十位受害者。虽然调查了解的情况仅仅是金华细菌战受害情况的冰山一角，但调查情况还是让他们非常震惊。临行前，亚肯向王选表示，以哈尔滨平房731遗址和金华、义乌等地查证的事实为基础，他将形成学术论文，在去年11月审核禁止生化武器国际公约期间，提交给联合国机构和各国外交界等，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日本外交官获悉此情况后，费尽心思找到德国亚肯家中，向他施加压力。在日本外交官的干涉下，亚肯最终没有出席日内瓦会议，金华一行的细菌战调查付诸东流。
     “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别人，而要靠我们自己扩大影响。”王选坚定地说。她的背后，是无数含恨离去的死难者、受害者的重托，王选将再次带着他们的嘱托，和白发苍苍仍致力于细菌战诉讼的老人们一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