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自黄（右）和金礼林（左）在义乌。

“义乌话以后将成为世界语。”两位来自上海的义乌老人孟自黄和金礼林一见到记者，就自豪地用义乌话说。他们笑谈，上海人一向对上海话情有独钟，很多人非常排斥外地的方言，把不说上海话的人都称做乡下人。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东地区经济发展特别快，说粤语的在上海被当做有钱人。这些年来，浙江经济发展迅速，义乌小商品覆盖全国，上海也不例外，生活中义乌商品随处可见，所以，讲义乌话的人也被当做成功人士，就是在菜市场说义乌话买菜，对方也往往会说：“你们义乌人都那么有钱，就不要和我们讲价钱了。”虽然价格还不下来，但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两位老人回到义乌发现，这里不但中国人学外语、外国人学汉语的气氛很浓，而且，很多外国商人和不少中国人都在学义乌方言！这不，两人合著的专门讲义乌方言的通俗读物《解读义乌方言》在义乌的书店里卖得正热。
  　　还听义乌人说，义乌电视台有个特别受欢迎的新专栏，就叫《同年哥说新闻》。
  　　为什么这样呢？他们认为，除了义乌经济发展之外，新义乌人(外来人口及外商)已有80万，大大超过了本地人人口（68万）。而且，大多数义乌经商户和企业主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讲普通话不太标准，讲外语更有难度，大多数情况下经商过程中说的还是义乌方言。那些在义乌居住多年，还打算继续长期在义乌工作生活下去的新义乌人，要想真正融入义乌社会生活，能与当地老板、客户真正交上朋友，进入他们的生活圈，还真的要学会义乌话。
    　　
    用方言寄托思乡情，让义乌话从“有声无字”变为“有声有字”
  
    看到过《同年哥说新闻》的朋友或许留意到，主持人用义乌话说新闻时，与屏幕下方配的字幕往往不一致。“义乌话会说不会写”，“wei xie”就是“很”的意思，怎么写？要么不写，要么用“危险”代替，这样的事情真是司空见惯。
    孟自黄和金礼林这两位义乌籍退休教师却对写义乌土话较起了真。
    两位老人的经历有些相似，都是在义乌生活了十八九年后参军入伍，退伍后定居上海，均任职于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孟自黄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金礼林从事语言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我已经离开家乡59年，但家乡话依然在我脑子里，说起来很亲切。”76岁的孟自黄告诉记者，虽然阔别义乌半个多世纪，但他对家乡的眷恋丝毫未减。每当碰到义乌老乡，都喜欢用家乡话交流，以寄托思乡之情。年纪稍轻的金礼林也是这样，脑子里依然保留着大量的乡音土语。2004年，孟自黄写过几篇有关义乌方言的短文，刊发在《小商品世界报》上，让他萌发了改变义乌话“有声无字”现象的念头。从同一个单位退休的金礼林一听说，拿出了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点点滴滴记下的义乌方言俚语。两人一拍即合，决心把研究义乌方言作为退休后最重要的事业来做，改变义乌话“有声无字”的现象，让更多的人了解义乌话，让义乌话变得“有声有字”。
 　　 但素有“十八腔”之称的义乌方言十分复杂，光凭一两个人的回忆根本无从着手，“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如果能够将义乌方言书面化，也就意味着在保护一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孟自黄说。看到很多新一代的义乌人已经不会说义乌话了，两位老人很着急，他们说：“上海在开展‘双语’（普通话、上海话）教学，我们也希望抛砖引玉，让义乌话世代流传。”

义乌话“话中有话”，魅力无穷
   
    坚定了这个想法后，两位老人首先着手整理自己脑子里的乡音土语。他们苦思冥想，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梦到讲义乌话，也连忙爬起来，记下来。不过，孟自黄小时候生活在稠城镇，金礼林小时候生活在义亭镇，有时对同一事物的叫法也不尽相同，经常为到底谁说的才是正宗义乌话而争论。
    经过不断磨合，2004年4月初，两人形成一致意见：通过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特点来解读义乌方言。比如，义乌话中有个词叫“打乌”，意思和“丢失”接近，因为“乌”在古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意思。还有“坐窟”，意思为“傻瓜”，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一个人坐在窟窿里动弹不得，十分形象。两位老人说，通过翻阅大量古籍，发现义乌方言中不少字都有据可查，意蕴深远，凝结了几千年来的乡土文化气息，特别有意思。像普通话里俗称的“小鬼”，义乌话叫“麻痘鬼” 和“麻痘花娘”，从中反映出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差，小孩子得水痘死亡率很高，有“麻不倒（死）痘倒（死）”之说，这种说法就不难理解了。
    义乌话中蕴涵了很多富有魅力的乡土文化，激发了两位老人极大的热情。孟自黄说，他们希望通过讲故事的通俗方式让更多义乌人看得懂，了解自己说的话从何而来，怎么书写；让外地人可以用得上，知道一些义乌话中常用词的意思。“我们俩只是触及了义乌方言的皮毛，更多的解读、保存工作需要别人来做。”

义乌作家俞天白来助阵

    他们保护家乡话的努力，得到了居住在上海的另一位义乌老人的关注和支持，他就是俞天白。他在给《解读义乌方言》作序时，说：“我始终认为义乌方言有一份独特的魅力。”他说自己的父亲俞不眉先生当年在外闯荡半生，在上海与不少文人打过交道，返乡隐居后却总是以义乌乡土语言入文，曾写过一副对联：“半生作客难得大年，恭恭敬敬只望老天停雨脚；一只贴羊居然摆祭，红红绿绿也算小户出风头。”在当地老百姓中广为流传。这对联是俞不眉一家客居义乌江湾镇的时候，正逢当地王姓家族谢大年，作为客姓，俞家也积极参与，俞不眉特地在祭品左右悬挂自己撰写的对联和诗文，以文人的方式凑热闹。这副对联最初是这样写的：“人颂大猪我颂羊，猪味哪及羊味好？地有花灯天有月，灯光却比月光明。”不巧的是，摆祭前夕下雨了，俞不眉一看，既没有灯，也不见月，对联挂出去一定会闹笑话，只好赶紧另写一副换上。就是前面那一副，它语言质朴，对仗工整，寓意恰当，显示了俞不眉先生的才华。
    但是，如果不是义乌人，什么是“大年”？什么是“贴羊”？就需要解释。
    俞天白说：“在我的文学创作中，只要写到家乡的生活和人物，总觉得不用我们的方言，在浩如烟海的汉语词汇中，就找不出更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其人、其情、其景、其风味了。”他还说，“义乌方言已经成为进入义乌这座黄金宝库的有效通行证之一。”